老贼柳传志的巅峰之作:新劳动法被资本家联盟强力阻击,恶劣影响罄竹难书!

柳传志和杰克马这类金融买办资本家短时间内积累起天量的财富,绝不是靠的他们的所谓“聪明才智”和“杰出管理才能”,而是无数工人和农民在无限制的加班又无报酬的情况,持续向这群资本家输血的结果。

  柳传志的小弟杨元庆最近这几天又被邀请回所谓重磅会议,互联网上多种文章暗示云云杨元庆和柳传志如何如何。

  资本家嘛,互相吹捧和互相打气在所难免,这是人性,尤其在前路渺茫的时候。

  即使如此,我们也必须了解柳传志本人当年干过的一件大事。正是当年柳传志本人带头大量所谓企业家反对和干预新《劳动法》的制定和通过工作,造成了影响至今的难以估量的损失,这种损失并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更多的是无形的社会总资产。

  在2007年,12年前的旧《劳动法》已逐渐无法适应时代进步的需求,工人阶级迫切需要一部新的法律来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在此背景下,全国人大制定并出台了《劳动合同法》。虽然《劳动合同法》理应是《劳动法》的子法,但其立法过程却异常隆重,历经四次全国性大讨论,并由全国人大审议,历经十余次重大修改,地位举足轻重,当时民间习惯称之为新劳动法。

  新劳动法的颁布遭遇了巨大阻力,当下的年轻人因为没经历过,难以想象当时的情景,那时资本家的激烈反对堪称共和国史上最激烈的时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反对声音来自被誉为国有资产大盗、公知教父、买办巨头柳传志。

  柳传志认为,《劳动合同法》过于侧重保护企业员工利益,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不利。

  由于旧的《劳动法》规定已不适应经济发展,导致市场乱象丛生,使得《劳动合同法》成为劳动者们期盼的庇护。

  回顾当时的劳动者处境,首先是农民工欠薪问题。在21世纪初期,这一问题与强拆问题并列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

  以下两则新闻案例,揭示了当时农民工欠薪的严峻现实。

  事件发生后,江北区警方迅速抵达现场,成功将两名施暴者制服,而其他施暴者则四散逃逸。调查发现,持械的男子均为中凯城市之光工程项目的保安,该工地员工大多来自江浙地区。工头俞刚为了处理工程施工中出现的所谓纠纷,在2010年底以每月5000元薪资雇佣了来自浙江、江西、河南及重庆的20多名社会闲散人员组成所谓的黑保安队,专门对付讨薪的农民工。警方在工地打手的住所搜出了一批特制的行凶钢管。

  宁愿每月花费5000元雇佣打手,也不愿支付农民工2000元的工资,这正是典型的资本家行径。随着国家对农民工欠薪问题的严厉整治,这一现象有所减轻,大规模的恶性欠薪事件基本得到遏制,但小范围的拖欠现象仍时有发生。在搜索引擎中输入农民工欠薪关键词,可以看到许多2020年新发生的新闻,维护农民工权益的任务仍然艰巨。

  接下来是富士康等血汗工厂的问题。劳动合同法立法专家组组长常凯在2004至2006年间发表过多篇文章,批判富士康的血汗工厂模式,这可以看作是《劳动合同法》立法过程中的重要参考。

  自2006年起,就有关于富士康工人跳楼自杀的媒体报道,我对此印象深刻,富士康自杀事件甚至成为了当年政治期中考试的话题,考察的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到了2010年,媒体开始将富士康的跳楼自杀事件联系起来报道,最初的新闻标题是富士康十连跳十一连跳,网络上能检索到的最后报道是富士康二十三连跳,之后的数字可能已经无人统计。这仅是2010年一年的情况,真实数字的恐怖由于时过境迁,永远无法完全知晓。

  当时,富士康的90后打工者许立志创作了许多打工诗篇。对于那些坐在写字楼格子间里的白领打工人来说,看看流水线工人用心血凝成的诗句,你们也必定会感同身受:

  这些不分昼夜的打工者/穿戴好/静电衣/静电帽/静电鞋/静电手套/静电环/整装待发/静候军令/只一响铃功夫,悉数回到秦朝。

  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他们把它叫做螺丝/我咽下这工业的废水/失业的订单/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早早夭亡。

  最后,24岁的打工诗人留下了这一篇悲愤之作后,从富士康的高楼上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一颗螺丝掉在地上

  在这个加班的夜晚

  垂直降落

  轻轻一响

  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就像在此之前

  某个相同的夜晚

  一个人掉在地上

  全社会都已认识到,一部新的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法律已如同黑暗中期待黎明般迫切,但这部法律历经千呼万唤才得以面世,其立法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甚至可以说,很少有法律遇到过如此激烈的争议和阻力。

  对于《劳动合同法》的反对,首先来自于资本家阶层。2006年3月,《劳动合同法》一审稿公布后,立即引发了巨大反响。那时互联网尚未普及,舆论往往偏向精英阶层、社会名流和所谓的人民富豪。

  华力集团董事长汪力成初见《劳动合同法》时,感到震惊,质疑这样一部法律为何没有征求浙江企业家的意见。一位深圳科技集团总裁在《中国企业家》杂志的匿名采访中表示:劳动合同法是‘未富先娇’——表面上保护劳动者,实际上劳动者的利益来源于企业。中小企业运营成本已高,新法将增加更多负担。

  随后,买办集团和跨国资本巨头也开始发力。据《21世纪经济报道》,2006年4月23日,上海跨国企业人力资源协会的代表徐婷婷在一次研讨会上威胁,如果实施该法律,将撤资。欧盟商会随后向全国人大上书,认为《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将对中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美国商会也公开表示,这将使中国的投资环境变得不利。

  无论是人大还是专家们,都未料到会遭遇如此大的外资阻力,这也是《劳动合同法》反复审议的主要原因。柳传志,被誉为公知教父、买办路线的精神领袖,也表示对《劳动合同法》的担忧,认为过于关注现有企业员工的利益,对企业发展不利,可能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造成问题。

  此外,一些所谓的经济学家也纷纷发声。2007年12月,《劳动合同法》即将实施之际,知名经济学家张五常连续发表四篇文章,严厉批评该法。

  张五常在文章中指责,干预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合同将极大增加企业用工成本,可能导致企业倒闭或裁员,最终损害劳动者利益,甚至可能导致改革成果毁于一旦。由于张五常在中国经济改革中的重要地位,这些文章引发了社会的剧烈反响。

  劳动合同法立法专家组组长常凯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回应,表示张五常对劳动关系缺乏研究,不了解中国劳动关系,对其言论感到惊讶。全国总工会干部郭军也表示,如果在经济发展和劳动关系规范过程中只考虑资方利益,忽视劳方利益,改革开放的成果可能真的会毁于一旦。

  在多方博弈和较量之后,《劳动合同法草案》进行了11个方面的重大修改,其中8个方面考虑了资方意见。全国总工会对此评价为不得不做出一些倒退性让步;媒体人杨军指出,参与博弈的仅限于几百名专家和一些活跃的企业家代表,劳动阶层并未参与其中,质疑谁为代表劳动者利益。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谢增毅教授指出,劳动派遣制度可能成为企业利用的法律漏洞。

  在实践中,资本家们频繁违反《劳动合同法》,甚至宣扬违背法律精神的996福报论用命换钱论等观点。有些人则为这些观点摇旗呐喊,将《劳动合同法》作为攻击对象。保卫《劳动合同法》,保卫劳动者的基本权益,我们的斗争才刚刚开始。

  《劳动合同法》明确指出:一旦员工满足在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的条件,便可与用人单位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从而成为终身员工。然而,在2008年1月1日该法生效前,华为公司却要求数千名服务八年以上的资深员工主动离职,随后这些员工可以与华为重新签订1至3年的劳动合同,以此规避《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当时,尽管华为公司尚未达到今日的国民企业地位,但其公然对抗法律权威的行为,迅速在社会上引发了巨大波澜。华为的这一举动昭示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态度,向公众展示了公司可以公开挑战法律而无法受到制裁的姿态。

  自2019年起,互联网行业的垄断巨头们不断传出员工反对996工作制的声音。马云公开表示996是一种福报,刘强东也发文称我仍然可以实行8116+8的工作制,不愿努力工作的人不是我的兄弟,这些言论同样是对《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权威的公然挑战。

  2019年11月23日,一位网易前员工发表了题为《网易裁员,让保安把身患绝症的我赶出公司。我在网易亲身经历的噩梦!》的文章,揭露了网易HR疑似伪造考勤记录、篡改业绩以减少赔偿金的行为,并指称保安将重病员工抬出公司,这一事件迅速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2021年初,拼多多公司连续发生员工过劳死、跳楼自杀和因拍摄救护车离开公司的照片而被解雇的事件,同时拼多多官方账号发表了底层人就应该拼命的争议性言论,网络上还曝光了拼多多实行的超级大小周等极端加班制度。

  尽管互联网巨头们频繁曝出负面新闻,但它们相对来说已是较为文明的企业,这主要是因为它们知名度高,员工擅长利用互联网发声,使得这些事件得以被公众所知。而在社会更多不为人知的角落,法律和秩序的温暖往往难以触及。

  资本吃人,莫过于此。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研究员王天玉在《法治日报》的采访中指出:我国劳动法律法规对工时制度已有明确的规定。例如,《劳动法》第三十六条明确了标准工时制度为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另外,《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对标准工时进行了重新规定,即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我们未能坚守劳动基准的底线。特别是对于平台企业的员工来说,从996工作制到近期揭露的无限制加班,都是对劳动法的明显违反。

  劳动法犹如一只无牙的老虎,缺乏有效的执行手段。对于平台企业无限制加班的情况,劳动法第九十条仅规定了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的,由劳动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并可以处以罚款。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罚款是可以而非应当,属于可选的执法措施。

  在这种环境下,企业可以以极低的违法成本突破法定的加班限制,而任何企业的此类行为都会对同行业的其他企业造成成本优势,导致其他企业不得不跟进,从而引发整个行业的加班泛滥,劳动基准全面崩溃。当劳动者失去了劳动基准的庇护,加班成为常态甚至被视为理所当然时,美化甚至推崇劳动违法行为的福报论奋斗论便应运而生。

  柳传志和杰克马这类金融买办资本家短时间内积累起天量的财富,绝不是靠的他们的所谓聪明才智和杰出管理才能,而是无数工人和农民在无限制的加班又无报酬的情况,持续向这群资本家输血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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