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呼吁在不能确保基改作物安全性之前，不要急于将其推广应用，而应先用长期客观、公正、透明的方法，对其彻底研究清楚后再做决定。
导 语
今年5月，基因编辑小麦MLO-KNRNP获批农业基因编辑生物安全证书（生产应用），引起了很大关注。虽然其支持者声称基因编辑技术可以不转入外源基因，比传统转基因技术要安全，然而就算是最新的基因编辑技术，也依然存在脱靶效应等风险。
生物的基因进化到现在是长期适应自然环境的结果，而基因编辑技术可以给生物带来通过自然选择和常规人工育种短期内难以产生的性状改变。基因编辑引发的突变可能导致难以预见的生态环境风险和食品安全风险，并且随着特定有害性状在后代中累积，风险将持续扩大。从国外经验来看，研发推广基因改造作物的公司主要为了用专利权来掌控种子等农资，从而获取最大利益，这不仅会进一步增加农民的种地成本，而且会给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风险。
作者&责编｜Mr. Cogito、侯雷
后台编辑｜童话
图片来源：© Juan Mendez/Reporterre
2024年5月8日，农业农村部发布《2024年农业基因编辑生物安全证书(生产应用)批准清单》，中科院遗发所联合苏州齐禾生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申报的基因编辑抗（白粉）病小麦MLO-KNRNP和山东舜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申报的基因编辑（矮杆）玉米，获批农业基因编辑生物安全证书（生产应用）。这是我国主粮作物首次获得此类证书，此次事件对我国农业领域的影响将是深远的。
2022年1月，农业农村部出台了《农业⽤基因编辑植物安全评价指南（试⾏）》（以下简称《指南》），进一步规范了农业基因编辑植物的安全评价管理，促进我国生物育种技术和产业发展。在这个政策的鼓舞和鞭策下，相信我国会有更多的基因组编辑材料很快进入到田间和市场。基因编辑小麦MLO-KNRNP研发者之一高彩霞表示，下一步将深入开展小麦白粉病新种质资源的开发和推广应用。
值得注意的是，高彩霞不仅是中科院遗发所的研究员，而且是第五、第六届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还是齐禾生科的创始人与最大股东。这很难不让人怀疑一些基因改造作物研发者、裁判与获利者是一体的，如此又能如何保障基改作物研发推广过程中的安全性、客观性与公正性？
根据我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取得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一般要经过实验研究、中间实验、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和申请安全证书五个阶段；而从《指南》对于农业基因编辑生物安全证书的规定来看，若中间试验阶段获得的数据资料表明目标性状不会增加环境安全风险则不需要进行环境释放或生产性试验阶段。目前在农业农村部网站上无法查到相关信息，尚不清楚此次批准的基因编辑小麦和玉米是否提交了食用安全和环境安全数据资料，无法得知研发者、审批及监管部门是如何确认它们的安全性的。兹认为事关民众粮食安全和环境安全的大事，应当向民众公布相关信息。
因为基因编辑植物被其支持者认为风险较低，所以与转基因植物进行区分监管，导致基因编辑作物获得生物安全证书的速度要远远快于转基因作物。通常后者至少需要八年，而前者仅需两年甚至更短时间。
例如2023年4月，舜丰基因编辑高油酸大豆获得全国第一张基因编辑生物安全证书（生产应用），从递交申报到通过审批仅用了一年。此外，2023年年底，舜丰的一种基因编辑长童期大豆和齐禾生科的一种基因编辑高油酸大豆也获批了农业基因编辑生物安全证书（生产应用），前者可以延迟开花期和成熟期以便于将大豆从高纬度向低纬度地区推广种植。至于高油酸大豆，就像转基因的黄金大米一样没有必要，一是因为油酸可以从多种食物中摄入，另外过多摄入对一些群体也有负面效应。
基因编辑作物除了在安全评价、品种审定的内容和转基因作物存在差异外，目前整体监管流程和转基因作物一样遵循《农业转基因⽣物安全管理条例》和《农业转基因⽣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所以获得生物安全证书并不代表可以进入商业化种植阶段。
根据《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二次修订）第三章规定：生产单位和个人申请转基因植物种子、种畜禽、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除应当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当取得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并通过品种审定……例如2009年获得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的两种转基因水稻和一种转基因玉米，因为没有通过品种审定，最终没有批准上市。但从2021年开始，转基因作物产业化有加快趋势。2023年12月7日，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37个转基因玉米品种和14个转基因大豆品种获审定通过。2024年3月19日，第二批27个转基因玉米、3个转基因大豆品种通过初审。
需要注意的是，已经通过审批的大部分品种都是抗草甘膦等除草剂的——这意味着相关农产品中会有无法清除的除草剂成分。各大提早布局的农业公司摩拳擦掌，准备在生物育种产业化进程中大赚特赚。
图片来源：radiofrance.fr
由于基因编辑作物研发与产业化不同于传统转基因作物，而且目前主流的基因编辑工具CRISPR-cas相对简单且成本低廉，最关键的是政策环境对其比较利好，所以各大农业院校、公司等在其上面纷纷加注，各种基因编辑作物已在研发中甚至培育出来了，都在期待能早日取得合法身份。需要注意的是，当下基改作物的性状并非必要或其他农业技术无法代替的。比如像白粉病这种病害，有许多其他方法可以防治，包括生态农业的方式。
虽然支持者声称基因编辑技术比传统转基因技术要安全，但目前对基因编辑生物的安全性也存在着诸多争议。
研究显示，目前各种投入应用的基因编辑技术基本都存在脱靶效应，即基因剪刀不能做到完全精准，而会切中非目标基因，导致意外改变或删除基因，改变DNA结构，继而改变生物性状[1][2] [3]。还有研究表明，即使基因剪刀完美命中目标基因，被切断的染色体仍有可能错误地自我修复，比如染色体末端错误重排、合并或丢失，继而意外改变生物的遗传性状，即使是最新的基因编辑技术也很难避免这些问题[4]。因此，基因编辑会改变生物的新陈代谢和蛋白质状况等生物化学机制，很可能产生毒素和过敏原，威胁食品安全[5]。
此外，生物基因的多样性保障其能适应愈来越多的极端气候，而一旦放开推广基因改造作物，将会促使生物基因向单一化发展，给生态环境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带来重大风险。
由于基因改造关系到我们全人类和地球的未来，基于预防原则，我们呼吁在不能确保基改作物安全性之前，不要急于将其推广应用，而应先用长期客观、公正、透明的方法，对其彻底研究清楚后再做决定。
更多学界对基因编辑风险的研究，还可以参考GM-Watch的文献梳理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等机构的研究报告[6][7][8][9]。
参考资料：
[1] Höijer, I., Emmanouilidou, A., Östlund, R.et al.（2022). CRISPR-Cas9 induces large structural variants at on-target and off-target sites in vivo that segregate across generations.Nat Commun13, 627.
[2] Yang Q., Tae-Sung P., Bumkyu L., Myung-Ho L (2022) .Unusual Removal of T-DNA in T1 Progenies of Rice after Agrobacterium-mediated CRISPR/Cas9 Editing. Research Square.
[3] Cullot, G., Boutin, J., Toutain, J. et al.(2019). CRISPR-Cas9 genome editing induces megabase-scale chromosomal truncations. Nat Commun 10, 1136.
[4] Samach A et al. (2023). A CRISPR-induced DNA break can trigger crossover, chromosomal loss and chromothripsis-like rearrangements. BioRxiv, 24 May.
[5] Kawall, K., Cotter, J. & Then, C. (2020). Broadening the GMO risk assessment in the EU for genome editing technologies in agriculture. Environ Sci Eur 32, 106.
[6]https://www.gmwatch.org/en/news/archive/2019/19223
[7] FAO. 2022.Gene editing and agrifood systems. Rome.
https://doi.org/10.4060/cc3579en
[8] 独立科学新闻，2019-10-15，基因编辑风险不可控
http://rmswzq.com/article/8301.html
[9] GRAIN，2022-07-13，转基因在亚洲：布局、现状及人民的抗争
https://mp.weixin.qq.com/s/9d1NloAchqC6iqProjEFF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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