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解的大跃进（2）

大跃进运动的发起，并不是毛主席个人头脑发热的结果，而是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和思索，是征询过党内同志意见的深思熟虑的决策和部署。

　　什么是大跃进？

　　还有很多人，对历史产生严重曲解，错把大跃进等同于浮夸风，这是颠覆性的错误。

　　这篇文章我们来讲大跃进的历史，还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个公道，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①为什么大跃进被严重曲解了？

　　②大跃进的本质是什么？

　　③为什么毛主席要发起大跃进？

　　④为什么大跃进后来变味了？

　　⑤我们该如何正确看待大跃进历史？

　　现在正式进入正题。

　　第一篇：被误解的大跃进（1）

　　二、为什么毛主席要发起大跃进？

　　大跃进是毛主席头脑发热的结果吗？

　　历史资料证明，大跃进并不是毛主席头脑发热的历史产物，而是多方面原因相互叠加的结果，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互撞击的必然。

　　那么是什么事情触动了毛主席提出大跃进？大跃进发生的历史背景是什么？

　　先来看一段充满争议的史料。

　　1980年4月1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讲到：

　　‘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就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1]

　　这段话，被很多学者引用，用来佐证大跃进的历史情形。

　　表面看，这话讲得很客观，给人一种实事求是的感觉，貌似在为伟人喊冤叫屈。

　　实际上是避重就轻，后来被公知反着理解和利用，最后起了反作用，成为毛主席头脑发热的根据。

　　懂得的人都懂，不想懂的人永远不会懂。

　　寒牛出栏认为，大跃进运动的发生有深层次原因，不能粗糙地归咎于毛主席头脑发热。大跃进运动的变质也有复杂原因，更不能栽赃于毛主席的头脑发热。

　　这不科学，这不符合史实。

　　准确地讲，毛主席是雄心壮志，是壮志凌云，是斗志昂扬，并非是头脑发热。

　　头脑发热，思想膨胀的另有其人，而毛主席是最清醒的那个，具体会在后面（第三篇文章中）详细讲到，这里先不细说。

　　不能偷换概念，不能把毛主席的雄心壮志说成头脑发热，两者内涵有天壤之别。

　　相比之下，薄一波讲得还是比较客观，他在回忆录中说：

　　毛主席所以发动‘大跃进’，就是要以尽快的事件，使国家富裕起来，强大起来，摆脱目前这种被动的、在世界上无权的状况。围绕这个目的，1956年开始了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1959年发动‘大跃进’，就是这个探索的继续。[2]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来分析。

　　大跃进运动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相互作用的历史产物，是中国人民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种感性认识，是社会主义建设可知论的一种主观能动反映。

　　个人总结认为，大跃进运动发生的主要因素有三个方面：

　　一是外部因素，主要是指当时的国际政治形势逼人；

　　二是内部因素，主要是指当时的国内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

　　三是历史因素，主要是指毛主席深受孙中山先生和中国近代历史的影响。

　　我们来逐条分析之。

　　（1）先讲国际政治环境。

　　抗美援朝结束后。

　　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得到快速拉升，尤其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成为当仁不让的二当家，让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刮目相看。

　　1957年，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日。毛主席应邀访苏，于11月2日至21日率团前往莫斯科参加纪念大会。

　　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领导人都去了，有14个国家元首，64个国家的共产党或工人党代表参加，这是国际共运史上空前绝后的盛典。

　　毛主席等人抵达苏联，受到苏联最高规格的接待，中共代表团被安排在克里姆林宫下榻，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在餐厅门口列队迎接毛主席入餐，其他兄弟党代表则没有这个待遇。

　　这同毛主席第一次访苏，被安排在莫斯科郊区别墅里，斯大林刻意回避与冷淡他，形成巨大而鲜明的对比。

　　大会期间，毛主席受到最高敬意的礼遇。

　　据《杨尚昆日记》记载：

　　今天主席出现在纪念大会上，大受欢迎。主席一出场，全体即起立致敬。下午大会时，主席第一个讲话，全场起立。讲话中不断地鼓掌，讲完了全场又起立，为纪念会致最高敬意的表现。其余兄弟党代表讲话，都是鼓掌没有起立。[3]

　　另外，毛主席在会议前后提出了许多问题、许多建议，都得到苏联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肯定和认可。

　　由此可见，毛主席在共产国际地位很高，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举足轻重，影响力仅次于苏联，完全超出毛主席及中共代表团的意料。

　　说直白点，连毛主席等人都没有想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这么有威望，这么有份量。

　　谁不愿意受人尊重？

　　况且，毛主席在苏联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还是整个中国的荣誉。于公于私，都让人心潮澎湃，叫人心情愉悦。

　　毛主席是人，他也有丰富而细腻的情感，他也需要被尊重，尤其是被外国人尊重，这代表着整个国家的荣誉，这正是中国所严重欠缺的部分。

　　面对巨大声誉和威望，毛主席一边感到欣喜和荣光，一边又感到心虚和愧疚，心底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紧迫感和历史使命感。

　　从领土和人口的角度来讲，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勉强算是一个大国。从经济和科技角度来看，中国钢铁年产量还没有比利时多，科技落后，工业不发达，又算是一个弱国。

　　这种大而弱的国情，同中国现有的国际威望严重不符，促使毛主席产生欣喜、焦灼、激动的复杂心绪。

　　出访苏联期间，毛主席感觉国际形势迎来了拐点，资本主义阵营的力量在衰退，社会主义国家力量在上升，东风一定能压倒西风。

　　就在前一个月，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抵达莫斯科的第二天（11月3日），苏联又成功向天空发射了一颗卫星，为社会主义国家赢得巨大荣耀和声誉。

　　与此同时，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向大会剧透，苏联计划用15年时间，在经济总量方面全面赶超美国。

　　这些国际因素都深刻影响着毛主席，促使毛主席同中央高层做出用十五年时间或再多点时间在钢产量和主要工业产品方面赶超英国的奋斗目标。

　　在访苏期间，毛主席抽空来到莫斯科大学，专程来看望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大学生，并在莫斯科大学礼堂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讲：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一起动手，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我们的国家。[4]

　　这些令人振奋的话语，就像经典流行歌曲一样，很快就传遍了神州大地，一直流传到今天，影响和鼓舞了许多人。

　　在演讲时，毛主席还向留苏大学生剧透了用十五年时间或再多一点时间，在钢产量上和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超英国的发展计划。

　　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目标，毛主席日夜筹划计算，内心悄然酝酿一场群众性的技术革命。

　　这就是大跃进发起的国际政治背景。

　　（2）再来讲国内政治环境。

　　建国后，各方面事业都进展顺利。

　　1950年冬至1952年底，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只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先后使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获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

　　在这三年中，中国还逐步恢复和稳定了国民经济秩序，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之战争，打败了以美帝为首的十七国侵略者，维护了国家主权和利益，巩固了地缘政治安全。

　　1953年至1956年，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完成了农业合作化，还顺带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史称社会主义三大改造。

　　1957年是一五计划收官之年。

　　截止1957年底，我国工业总产值从1949年的140亿元增加到784亿元，钢产量从1949年的15.8万吨增加到535万吨，煤产量从1949年的3200万吨增加到13100万吨。农业总产值，从1949年的326亿元增加到604亿元。[5]

　　另外，我国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业部门，比如飞机制造、汽车制造、机床设备制造、有色金色冶炼、精密机械设备等产业，在这段时间内都实现了零突破，从无到有地相继建立起来，各行各业都朝在好的方向发展，国家欣欣向荣，事业蒸蒸日上。

　　客观地讲，新中国前八年，取得不少傲人的成绩。

　　但是，毛主席并不满足于眼前的成就，同外国相比还存在巨大差距，尤其是工业化程度和科技水平方面，还远远落后于兄弟国和资本主义国家。

　　这让毛主席内心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感，中国发展速度还应该更快点，需要来一场激烈的技术革命，需要来一次生产大跃进，才能改变这种落后、贫困和被动的局面。

　　这种情愫，或许这就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心境。

　　这种使命，或许这就是史书中的雄才大略，经纬远图。

　　这种豪情，或许这就是英雄人物的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

　　1957年12月2日，刘少奇同志在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致辞时公开宣布：

　　在十五年后，苏联的工农业在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可能赶上和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时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产品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6]

　　同年12月8日，毛主席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时说用十五年或稍多一些时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是可能的[7]。

　　并且分析了其中的根据，列举了英国电力、煤炭、钢等主要工业品的相关数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等人共同参加座谈会。

　　毛主席还认为，工农业像一个人的两只脚，缺了一只就是成了跛子，在大搞工业化的同时，不能忽视农业生产建设，两者要齐头并进。

　　这就是当时大跃进发起前的国内情景。

　　（3）再来讲一讲历史因素。

　　在近代史上。

　　中国积贫积弱，被列强欺凌瓜分，按在地上反复摩擦，中国人民受尽了欺辱，很长时间内抬不起头来，被外国人耻笑为东亚病夫。

　　青少年时期的毛泽东，目睹了中国社会现状之后，内心就萌发了救国救民之大志。改变中国落后贫困的面貌，让中国变成富裕强大的国家，让中华民族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成为毛主席矢志不渝的理想和抱负。

　　为了信仰和理想，他毅然放弃了高官厚禄和锦衣玉食之生活，从此走上颠沛流离、九死一生的革命之路。

　　如何才能让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

　　这是一个宏大而深远的课题，要实现这个远大目标，并非一蹴而就，需要将坚定不移的长远战略和灵活机动的阶段目标统一起来，才有实现的可能性。

　　毛主席认为，首先要推翻腐朽的国民党政权，完成民主主义革命，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新中国，让人民当家作主。

　　其次，建国后，要大规模地发展工业，把中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积累经济实力和发展国家力量。

　　再次，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现代国防工业，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国防，才会有真正的国家富强。

　　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文中讲：

　　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

　　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8]

　　建国后，毛主席并没有懈怠，而是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中国长远利益考虑，毛主席决定派志愿军参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打赢这场立国之战后，毛主席把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思考如何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

　　我们来看几段史料：

　　1953年12月，毛主席在《革命的转变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文中指出：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9]

　　1956年1月，毛主席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文中说：

　　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10]

　　1956年9月，毛主席在中共八大会议上致开幕词时说：

　　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11]

　　上述这些史料，不约而同地告诉我们一个史实：

　　毛主席在革命生涯过程中，一直致力于为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而不懈地奋斗。

　　大跃进运动的发起，同建国后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制定、土地改革、一五计划执行、十二年科技规划、中共八大会议主题的本质是一样的，包括后来发展社队企业、搞三线建设、推动四三方案等经济行为在内，都属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部分，都是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继续。

　　由此可见，大跃进运动的发起，并不是毛主席个人头脑发热的结果，而是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和思索，是征询过党内同志意见的深思熟虑的决策和部署。

　　总的来讲，大跃进运动发端于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蓬勃发展之时，发酵于东风压倒西风的国际局势之下，形成于中国人民迫切改变中国贫困落后面貌的时代之间，它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

　　在改变祖国贫困落后这件事情上，毛主席同他的亲密战友们，在特殊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发生强烈的精神共振。

　　后来，大跃进运动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偏离了毛主席的战略构想，从好事变成了坏事，也存在多方面的原因，并不是某个人或某几个人头脑发热膨胀那么简单……

　　下篇文章，我们来分析大跃进变味、变质的原因。

　　最后，衷心感谢那些悄悄赞赏、偷偷点赞和默默支持我的读者朋友！您的大力支持是我坚持写前三十年历史的动力之一。

　　参考资料：

　　[1]《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60页

　　[2]《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718页

　　[3]《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287页

　　[4]《毛泽东传》，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724页

　　[5]《毛泽东传》，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728页

　　[6]《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92页

　　[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61页）

　　[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1080-1081页

　　[9]《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6页

　　[10]《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1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第626-6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