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生成——兼论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超越

神圣家族》给出了唯物史观(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粗略框架,《德意志意识形态》把市民社会置于社会结构的有机链条中,唯物史观因此而诞生。

　　[摘 要]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在颠覆黑格尔唯心主义国家观和对费尔巴哈抽象的人的超越的基础上,实现了马克思哲学观的变革,而颠覆和超越是建立在市民社会概念生成之基础上的。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生成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在《莱茵报》时期的社会实践与黑格尔唯心主义国家观的冲突,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观促使马克思重新认识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二是在克罗茨纳赫的读书摘录,使马克思在上层建筑(现代代议制)和经济基础(所有制和阶级利益的关系)的关系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三是自1843年底到1844年8月在巴黎研究经济学阶段,马克思的思想成果集中反映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经济异化的分析及隐含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为唯物史观的诞生作了铺垫,《神圣家族》给出了唯物史观(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粗略框架,《德意志意识形态》把市民社会置于社会结构的有机链条中,唯物史观因此而诞生。基于市民社会概念基础之上的唯物史观的生成,标志着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在真正意义上超越了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和抽象的感性直观。

　　市民社会这一概念虽源于古希腊,但在马克思视野中的市民社会则发轫于18世纪,是新兴资产阶级为摆脱中世纪共同体的财产关系束缚而要求契约化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反映。这种契约化的社会组织形式被启蒙思想家称为自然秩序,事实上它是指资本主义秩序,亚当斯密认为自然秩序根源于人们自发的经济活动。马克思指出:如果说亚当斯密是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出发点,那么它的实际出发点,它的实际学派就是‘市民社会’。黑格尔所理解的市民社会是建立在市民社会和国家分离之基础上的,市民社会作为一个特殊利益的领域,指正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社会,国家作为普遍性原则的体现者,作为自由理念发展的最高阶段,它决定着市民社会。而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市民社会是指资产阶级社会,待马克思思想成熟后,即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生成后,市民社会则是指生产关系(经济基础)。正是在市民社会基础上所生成的唯物史观,才使马克思实现了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国家观和对费尔巴哈抽象的人的超越。

　　一、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的思想困惑

　　1841年4月15日,马克思被授予哲学博士学位,一年后他成为《莱茵报》的撰稿人,马克思从此踏上了不屈不挠的社会实践与异常艰辛的理论探索之路。

　　作为青年黑格尔派左派中的一员,毕业后的马克思对国家和法的理解仍是黑格尔唯心主义式的,国家作为自由理念发展的最高环节,既内在地包含着市民社会,又远远地高于市民社会,因此,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在社会实践中,马克思却看到了不同于黑格尔国家观的两种对立,为了保证自己对森林条例违反者的控制,省议会不断打断了法的手脚,而且还刺穿了它的心。为什么强大的国家机器在私人利益面前就变得软弱无力了呢？哲学和现实之间的矛盾令马克思深陷困惑和彷徨,但费尔巴哈的两篇哲学短文《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和《未来哲学原理》所表述的人本主义观点,给了马克思以极大的启示。

　　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观使马克思意识到黑格尔国家观的唯心主义性质,从而实现了他哲学观的唯物主义转变: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钥匙,不应当到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那样轻蔑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市民社会这一概念从此进入马克思的视线,但此时的市民社会概念在马克思的理解中,也只是作为一般的唯物主义的含义而出现的。那么,市民社会与国家的所有制形式、国家的制度、法律以及不同阶级的阶级地位和财产关系等等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在马克思的头脑中还只是一团迷雾,如何拨开迷雾,透视出市民社会的真正面目,为了解开这些迷团,马克思开始了艰难的理论研究工作。

　　二、在克罗茨纳赫的读书摘录所取得的思想进展

　　1.对现代代议制(上层建筑)、所有制和阶级利益的关系(经济基础)的历史探讨。1843年7-8月,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研究了世界历史与政治,并作了5册历史—政治的读书摘录,从其读书摘录看,他通过对一定观点的研究和对比不同国家的发展历史,从单独国家的发展特点揭示出整个历史过程的一般发展规律,以待解决马克思所面临的基本理论问题——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

　　通过研究,马克思在两个令他困惑的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一是现代代议制国家的起源和局限性的问题,二是阶级利益和所有制的历史联系问题。马克思之所以对这两个问题特别关注,是因为马克思在作为《莱茵报》撰稿人和主编期间,亲见了普鲁士政府和等级议会颁布的诸多法规违背了劳苦大众的意愿。马克思从中也看到了阶级利益的差别,对阶级利益和所有制之间的问题,马克思通过对世界历史和政治的研究,尤其是对封建专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两种社会形态所有制的对比研究,理解了不同社会形态所有制带来的阶级利益差别的存在。

　　在克罗茨纳赫的读书和研究,使马克思认识到现代代议制是新兴资产阶级推翻封建统治,建立自己统治的一种政治形式,它不是人民主权的实现。就阶级利益和所有制的历史联系问题,马克思从世界历史—政治的研究中得出结论,所有制是阶级利益实现的形式,它必须通过革命的手段来完成。任何革命都是某个阶级以实现普遍利益为口号,并以此来领导大众推翻以前阶级的统治。马克思看到,政治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是以一种私有制形式反对另一种私有制形式的革命。因此,政治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不能实现全人类的解放。

　　2.宗教异化与政治异化的关系以及对人类解放的人本主义理解。马克思对世界历史和政治的研究,其目的在于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即市民社会为何成为决定国家的力量。马克思在对上述问题研究取得进展的同时,也揭开了宗教异化的根源在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只看到了宗教异化的认识论根源,而没有看清宗教异化的世俗桎梏。因此,是政治异化导致宗教的异化。马克思还对政治异化作出了精彩的描述。

　　马克思指出,即使是在宗教以外的尘世世界里,人也是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作社会存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别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成为外力随意摆布的玩物。

　　政治异化如同宗教异化一样表现为人的本质的二重化,即人的真正本质和他的现实本质的分离。作为国家的公民,法律上规定个人享有平等自由的权利,但在现实的市民社会中,每个人作为利己的个人,彼此利用,甚至相互奴役。可见,政治上的自由平等是徒有虚名的空谈。

　　马克思还进一步交代了政治异化的世俗基础,即指出现实生活中的神是什么,马克思说:实际需要和自私自利的神就是钱,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这个外在本质却统治了人,人却向它膜拜。为了消灭金钱对人的统治,马克思自然而然地得出了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必要性的结论。

　　政治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实现的是资产阶级的解放,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迎来的依然是被奴役和被剥削的命运,因此,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是人类的解放,人类解放的根本任务是消除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分离的矛盾,改变人的本质二重化的现实。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个人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做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马克思进一步强调,只有消灭世俗生活中的神,即导致人的异化和人类关系物化的私有财产和金钱的统治,人类的解放才成为可能。

　　马克思还为人类解放找到了现实的力量,即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权利并且也不拥有任何财产的阶级——无产阶级。

　　在克罗茨纳赫的学习研究和历史—政治读书笔记虽然使马克思在令他困惑的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是马克思此时仍受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异化思想的影响,如关于类本质的界定,把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人的‘类本质’看做历史发展的动力,把无产阶级当作人的‘类本质’的体现者,在考察共产主义革命时,既把私有制看成是由无产阶级实现的革命运动,又把它说成是人的‘类本质’的复归,上述思想发展中的矛盾皆由于马克思还没有真正找到历史发展的动力,还有待于他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即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三、市民社会概念的生成

　　1.经济异化的表现及共产主义对私有财产的扬弃。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在研究经济学著作后所取得的新进展,是马克思最终形成市民社会概念的过渡阶段,但仍带有旧哲学思想的痕迹。

　　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重点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劳动的异化,这是继费尔巴哈有关宗教异化所作的又一深入探讨,是对政治异化的产物——人的双重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之一的尘世生活的真实揭露。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异化表现为工人同劳动过程的异化,在劳动中,工人是被迫地承受自己不愿意做的劳动;工人劳动的产品不归工人所有,导致了劳动同产品的异化;劳动本来是人类实现类本质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在劳动中所面对的自然界、他自身的精神能力对他来说成为异己的东西,这导致了人同类本质的异化;人同劳动过程、劳动产品、类本质相异化的结果是人同人的异化。

　　在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既看到了劳动的异化,也看到了作为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即人对自然界的改造和占有,表现为人类生产力的外化,劳动的异化和劳动的外化实际上隐含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马克思从劳动的异化中得出了革命的结论:社会从私有财产中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表现出来的,因为工人的解放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整个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

　　我们看到,马克思在论述工人的解放时,只提到社会从私有财产中解放或奴役制中解放,而没有用私有制这个概念,对奴役包含在工人同生产的关系中,也没有生成生产关系这个概念,所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虽然给出了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历史必然性的经济学哲学论证,也完成了对黑格尔哲学的进一步批判和对费尔巴哈哲学功绩的肯定,但是由于这一切不是立足于市民社会概念基础之上的,仍带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痕迹,所以关于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的论证仍是不成熟的。

　　2.市民社会概念基础上形成的唯物史观的粗略框架。

　　1844年8月底至11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神圣家族》是为了批判鲍威尔等人的自我意识哲学。鲍威尔认为,群众是消极的、精神空虚的、非历史的、物质的历史的因素,反之,精神是积极的因素,群众是精神的真正敌人。这对正在兴起的共产主义运动是极其不利的。马克思在批判鲍威尔的同时,又将自身的思想大大地向前推进了,马克思已提出生产方式的概念并意识到其对历史的决定作用: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去认识(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它就能真正地认识这个历史时期吗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的思想基调和由此决定的哲学概念已完全不同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私有制代替了私有财产,实践思想代替了异化思想,现实的人代替了抽象的人。这里的实践概念的外延扩大了,不仅指生产劳动,而且还包括市民社会中的工商业活动和变革社会的阶级斗争。马克思还看到了实践的双重特质,既受到原有的历史条件的制约,又能动地创造新的历史。因此,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活动而已。对抽象的人和现实的人的区分,由于马克思受费尔巴哈异化观的影响,他把现实存在的人看作抽象的人,而把具有类本质的理想的人则看作现实的人,可见,在市民社会概念生成前的马克思对人的理解仍带有唯心主义色彩。但是,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把目光转向了居住在英国地下室的和法国库房阁楼里的经验的人,并强调人的实物本质。不仅如此,马克思还看到了隐藏在实物背后的生产的社会关系,他强调: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存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

　　在《神圣家族》中还诞生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思想:思想从来也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它只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另外,马克思还继续阐发了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的思想并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进行了深入论证。

　　综上所述,《神圣家族》已为市民社会概念的呼出形成了粗略的框架,市民社会的最终形成,也就意味着马克思历史观的转变及其哲学观变革的最终完成,而这一成果突出表现在1845年春马克思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1845-1846年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哲学观诞生的宣言,也是对费尔巴哈抽象的人本主义的公开批判,但是这一切在彻底意义上的完成需要《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作铺垫,《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完全的意义上生成了市民社会的概念,它也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精彩展现。

　　3.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概念的明确区分。

　　而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诞生之前,马克思写于1845年3月的《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揭示了物质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动,他虽然不是以直接明了的语言表述出来的,但其蕴含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思想已溢于字里行间。针对李斯特对生产力的唯心主义理解,马克思指出水力、蒸汽力、人力、马力都是生产力。这意味着马克思把生产力视作客观的物质力量。马克思还把交换价值、工业、劳动理解为生产关系的表现。生产不能脱离生产关系而发展,生产力从一开始就是由交换价值决定的,废除交换价值就是废除私有制和私有财产,废除私有财产只有被理解为废除‘劳动’(当然,这种废除只有通过劳动本身才有可能,就是说,只有通过社会的物质活动才有可能),这里加引号的劳动特指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劳动,实为劳动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明确地反对把工业唤起的力量同工业本身即同工业给这种力量所提供的目前的生存条件混为一谈。从马克思的表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已明确地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区别开来了。不仅如此,他还看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的历史表现。他指出:工业用符咒招引出来(唤起)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对工业的关系,同无产阶级对工业的关系完全一样。今天,这些力量仍然是资产者的奴隶,明天,他们将砸碎自身的锁链,炸毁资产者用以把它们同人分开并因此把它们从一种真正的社会联系变为(歪曲为)社会桎梏的那种锁链。

　　4.基于市民社会基础上的唯物史观的生成。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概念进行了系统描述,他把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概念置于社会有机系统中,这时候的市民社会已完全以新的名称(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代之,这一新的名称是马克思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深入探讨的结晶。二者的关系最后生成于社会有机系统之中,即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内涵丰富的概念,它既指马克思所理解的国家及其法规,也指宗教等意识形态,甚至包括警察等国家机器。这些都是曾经令马克思迷惑的对象,在形成了市民社会概念之后,马克思为上述对象找到了客观基础,这也是马克思唯物史观所描述的精彩内容: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理论产物和意识形态,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全部过程(因而也就能够描述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了。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的物是指物质生产方式,在物质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动中理解历史、社会和人的发展。

　　四、在市民社会概念基础上马克思实现了对费尔巴哈哲学的超越

　　1.感性活动对感性直观的超越。

　　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所以,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一著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做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所以,他不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

　　作为一般意义上的活动,马克思视野中的感性活动是指区别于动物本能活动的人类自由自觉的活动,它可按照各种物的尺度和人类自身的尺度(包含美的尺度)塑造对象世界。感性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人的本质力量即人的生产能力的外化必然伴随生产关系的存在(导致异化)。因此,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通过人的感性活动形成的自然界,是对费尔巴哈抽象的自然界的否定,费尔巴哈把思维和存在统一于以自然为基础的感性直观,感性直观仅仅限于理论的直观,把感性的物质生产活动视为利己主义的卑污的犹太人的活动,费尔巴哈眼中的自然不是人实践对象的自然,而是虚幻的自然、非现实存在的自然。马克思继续批判道: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在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甚至连最简单的‘可靠的感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往来才提供给他的。

　　离开人的感性活动的基础,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既无对象(对象为在感性活动中生成的人化的自然),直观的能力也无法保障。马克思的感性活动既是生产力的展现,又是生产关系的生成,所以马克思通过人的感性活动看到了异化、社会制度。

　　2.对感性活动异化的破解实现了对费尔巴哈抽象的人的超越。

　　费尔巴哈眼中的人是生物性的人,无历史维度的人,而在马克思眼中却看到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劳动的异化的事实。感性活动一旦置于特定的社会形态(阶级社会)中,就背离了自由自觉的活动轨道,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还未明确地认识到私有制导致的劳动异化,他只是指出,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原因,共产主义通过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通过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实现了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解决。可见,在马克思没有生成市民社会概念之前,他对人的解放的实现无法给出科学的论证。

　　立足于市民社会之上的人是现实的历史中的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劳动的异化是生产关系的性质——私有制导致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导致无产阶级解放(人类解放)的革命。

　　于市民社会之上的人是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因此,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

　　费尔巴哈不能找到从他自己所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他紧紧抓住自然界和人;但是,在他那里,自然界和人都只是空话。无论关于现实的自然界或现实的人,他都不能对我们说出任何确定的东西。但是,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就是立足于市民社会之上的人,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生成的国家、制度及其相应的意识形态等这些历史条件中的人,而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

　　立足于市民社会之上,马克思从劳动的异化(经济的异化)推出政治的异化(人的本质的二重化),进而由政治异化推出宗教的异化,而费尔巴哈只是简单地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是社会的产物。

　　3.改造世界代替费尔巴哈的批判世界。

　　作为特定历史维度中的感性活动承载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作为方法论意义上的感性活动,承载着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基于以上两层含义,感性活动意味着批判的思维方式的生成,用批判的否定的观点看待现存事物的发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包含着否定的理解,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对于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费尔巴哈批判宗教的目的是建立爱的宗教,这一切是建立在生物性的人的彼此相爱的基础上,他根本没有看到宗教产生的世俗基础,而马克思通过市民社会概念并由此生成的社会有机系统的矛盾运动,科学地解释了国家、宗教等上层建筑的性质及其运动规律,也看到了消除宗教异化的途径是消除经济异化,即铲除劳动异化的根源——生产资料私有制,从而消灭政治异化和宗教异化,实现人类自由自觉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