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与非理性主义——卢卡奇的《理性的毁灭》及其当代意义

面对仍在我们这个时代蔓延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福斯特指出知识分子的首要责任是积极反对对理性的破坏——“这种破坏将批判性的辩证法思想与构成历史未来的以阶级为基础的包容性革命实践割裂开来”，再此基础上重新激发起工人阶级的革命政治。

　　【译者按】《理性的毁灭》是卢卡奇晚年的重要著作。在这本书里，卢卡奇把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责追溯到了非理性主义的思想学说，对自20世纪起的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源流、演变和社会后果等作了系统的考察和批判，把包括叔本华、尼采等人的生命哲学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思潮毫不客气地推上了被告席，要他们为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承担不可推卸的思想责任。对于卢卡奇这本书中的观点，西方左翼学术界一直褒贬不一。在这篇于2023 年2月10日进行的访谈中，《每月评论》主编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与《历史唯物主义》期刊编辑丹尼尔图特对卢卡奇这本书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福斯特充分肯定了卢卡奇的观点，并对其当代意义进行了探讨。

　　福斯特引用卢卡奇的观点指出，非理性主义的繁荣是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之后的产物，帝国主义或垄断资本主义与哲学中非理性主义的发展相辅相成，非理性主义在思想领域使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不合理现象合法化，并试图通过间接而非直接的辩护来削弱社会主义批判。尽管非理性主义也经常抨击资产阶级秩序，但在这样做的时候，却从原始本能、直觉、神话、魔法、生命力、虚无主义、权力意志、尼采的‘永恒循环’以及深刻的社会悲观主义的角度来阐述资本主义的罪恶。福斯特认为，这种非理性主义为资产阶级制度提供了间接的辩护，同时也为极端反动、虚无主义和破坏性倾向提供了思想基础。

　　在此基础上，福斯特认为卢卡奇所批判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在我们这个时代依然大行其道，并且渗透到了部分左翼的思想中。这种渗透到左翼内部的非理性主义，集中体现在各种后哲学中。福斯特指出：仍以左翼自居的西方学者们并没有按照理性和工人阶级的物质利益的要求，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直接挑战资本主义，而是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试图借鉴右翼的非理性主义传统来批判现代性和人文主义。这种依赖于非理性主义的所谓左翼思想，必然会落入反动派的陷阱，与世界各地真正激进的革命斗争失去联系。

　　面对仍在我们这个时代蔓延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福斯特指出知识分子的首要责任是积极反对对理性的破坏——这种破坏将批判性的辩证法思想与构成历史未来的以阶级为基础的包容性革命实践割裂开来，再此基础上重新激发起工人阶级的革命政治。鉴于地球生态危机、不断升级的战争、停滞和金融化以及世界范围内财富和权力的日益两极化，目前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结构中绝对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认为是稳定的。我们正处于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各种所谓的后哲学很可能会消退，因为工人阶级将再次寻求颠覆这个异化的、非理性的世界。在我们这个时代，左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责任在全球范围内开展革命斗争，以创造一个实质平等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即二十一世纪的社会主义。

　　丹尼尔图特：据我所知，你曾与已故的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伊什特万梅扎罗斯（István Mészáros）共事过，他是一位伟大的卢卡奇研究者，曾一度是卢卡奇的私人助理。你认为梅萨罗斯从《理性的毁灭》中获得了灵感吗？他称赞过《理性的毁灭》吗？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我和梅萨罗斯没有正式合作过，因为我不是他的学生，我们也没有一起写过东西，尽管我应他的要求为他的一些书写过前言。我们是非常亲密的朋友。我去多伦多约克大学读研究生，部分原因是想与他共事，但那时他已搬回苏塞克斯大学。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社会主义学者会议上。多年来，我们通过《每月评论》进行了很多交流。从2000年到他2017年去世，我每隔一年都会去英国看望他，我们经常通信。查韦斯担任总统时，我们还曾一起随政府到委内瑞拉进行短期访问。我和《每月评论》的其他人一起承担了编辑和出版他的书籍、文章的大部分责任。他（和他的儿子、华威大学教授乔治）委托我编辑他最后一本未完成的著作《超越利维坦：国家批判》一书的手稿。该书的第一部分已于2022年由《每月评论》出版社以原名出版。我仍在编辑后半部分，将以《利维坦批判：对国家的思考》为书名出版。

　　梅萨罗斯曾是卢卡奇的学术助理，并被选为《意识》（Ezmélet）杂志的编辑，该杂志由卢卡奇、作曲家佐尔坦柯达伊（Zoltán Kodály）和裴多菲（Petőfi）圈子的其他人物共同创办，在1956年匈牙利革命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卢卡奇指定梅萨罗斯为自己在美学研究所的继任者，并请他以哲学副教授的身份发表美学的开学演讲。然而，苏联入侵后，梅萨罗斯被迫举家逃离匈牙利。尽管如此，他们仍是一生的挚友。梅萨罗斯在《卢卡奇的辩证法概念》、《超越资本》和其他著作中对卢卡奇进行了广泛的论述。

　　梅萨罗斯一直坚持认为《理性的毁灭》至关重要，我们在不同的场合都谈到过这本书，通常是在一些具体的背景下。在《意识形态的力量》一书中，梅萨罗斯尖锐地批评了阿多诺在 1958年评论《当代理性的意义》时对卢卡奇的攻击，包括对《理性的毁灭》的攻击。梅萨罗斯指出，阿多诺在美军创办、中情局资助的期刊《月刊》（Der Monat）上发表了他对卢卡奇的批评（之后很快在美国和其他地方由中情局资助的其他刊物上重新发表），而当时卢卡奇本人因在匈牙利革命中的作用仍在被软禁的状态中。

　　丹尼尔图特：《理性的毁灭》中最重要的主张之一，是卢卡奇对垄断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及其与非理性的关系所做的历史分期。卢卡奇指出，尽管非理性主义脱胎于新康德主义和1848年革命后知识分子的退缩，但它在19世纪后半期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达到了全盛。您进一步指出，在晚期帝国主义时期（2008 年以来以全球化的垄断金融资本为代表），出现了一种非理性主义认识论，这种认识论将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描绘成自然的、不可超越的。您能否进一步谈谈帝国主义与非理性主义在知识界中的兴起之间的关系？什么样的帝国主义社会条件，使得非理性主义认识论更具吸引力？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卢卡奇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理性的毁灭时，从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的角度对非理性的发展阶段进行了分期。列宁说过，帝国主义，就其最简单的定义而言，就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卢卡奇在他的研究中所指的当然也是这个意义上的帝国主义。

　　卢卡奇关于帝国主义的思想也许在他的小书《列宁：关于列宁思想统一性的研究》一书中最为明确。在这本书中，卢卡奇指出，列宁以一种不同于当时任何其他思想家的方式，从帝国主义对帝国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政治变革的意义的角度来看待帝国主义。正如列宁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所分析的那样，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生产和金融垄断资本的发展，以及列强为将殖民主义和帝国控制扩展到整个世界而进行的斗争相关联，每个列强都以牺牲其他列强为代价。正是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冲突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由此引发了俄国革命，随后——在经历了包括大萧条在内的短暂间歇之后——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于大多数社会主义政党参加了各自国家的战争，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分裂。从那时起，阶级问题和帝国主义问题就无可救药地纠缠在一起，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由于部分工人阶级和左派与帝国主义体系的妥协而受到极大的影响。与帝国主义密不可分的垄断资本主义意味着一种经济权力集中的新秩序，它产生了法西斯主义的倾向，破坏了工人阶级运动，统治阶级在关键时刻依靠动员动荡的中下层阶级作为其制度的后备军。

　　卢卡奇认为，帝国主义或垄断资本主义与哲学中非理性主义的发展相辅相成，非理性主义在思想领域使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不合理现象合法化，并试图通过间接而非直接的辩护来削弱社会主义批判。非理性主义传统经常抨击资产阶级秩序，但在这样做的时候，却从原始本能、直觉、神话、魔法、生命力、虚无主义、权力意志、尼采的永恒循环以及深刻的社会悲观主义的角度来阐述资本主义的罪恶。

　　卢卡奇于1952年完成此书，并于1953年出版。在此期间，朝鲜战争正在进行，法国正在进行一场收复其在印度支那殖民地的战争，而美国刚刚在马绍尔群岛引爆了第一个热核装置。尽管这些事件通常只从冷战的角度来表述，但对卢卡奇和大多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来说，它们都是帝国主义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有利于垄断资本主义的持续的非理性主义意识形态的出现，是意料之中的。

　　丹尼尔图特：据我所知，《理性的毁灭》在20世纪50年代初出版时，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如伊萨克多伊彻，声称这部著作主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斗争的重心转向非理性主义与理性主义的斗争，将非理性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分析的主要模式。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多伊彻说，这可能会带来一个弊端，那就是可能会使美学批判变得混乱。例如，大家可能都知道，卢卡奇批评艺术中的抽象表现主义是非理性的。但与阿多诺的观点相反，他在《理性的毁灭》中也没有批评精神分析是非理性的。那么，如果我们致力于在思想批判中将非理性主义与理性主义对立起来，我们该如何将麦子与谷糠区分开来呢？这个问题似乎是一个如何仔细剖析和分离思想中真正有害的非理性主义倾向的问题，正如你所知道的，这种倾向无处不在。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多伊彻对卢卡奇的批评很有意思，但有点脱离了相关的历史背景。在他最初于1968年在英国广播公司播出的《格奥尔格卢卡奇与批判现实主义》一文中，多伊彻评论了卢卡奇的《托马斯曼论文集》。虽然该书收录的部分作品最早可追溯到1909年，但大部分作品都写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纳粹主义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卢卡奇来说，曼代表了最高、最开明的资产阶级理性。尽管卢卡奇认识到其历史局限性，但他认为，在人民阵线反对非理性主义和纳粹主义的斗争中，坚决反对希特勒的曼所象征的立场是对社会主义的补充。多伊彻来自与卢卡奇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他批评的正是这种人民阵线的方法，因为它使反对非理性主义的斗争变得至关重要，这大概是以牺牲革命计划为代价的。然而，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反法西斯斗争处于前沿的背景下，卢卡奇试图在资产阶级古典理性与社会主义理性之间找到共同点，这一点可以说是完全站得住脚的。

　　到了1968年，也就是多伊彻写作那篇文章的时候，情况当然不同了。毫无疑问，多伊彻是对的，卢卡奇对非理性主义的批判——他特别提到了《理性的毁灭》，代表了一种与更开明、更理性的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赤裸裸的法西斯主义倾向的尝试。多伊彻对此提出了批评。然而，我认为，从革命的角度来看，有时这种联盟是必不可少的。例如，在今天，如果能够实现人民阵线式的废除化石燃料资本的斗争，这可能是一个合理的短期战略，以便在不久的将来将人类从地球灾难中拯救出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毫不犹豫地借鉴了黑格尔的辩证理性，尽管它具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特征。他们在某些关键时刻与资产阶级中更进步的部分结盟，试图超越当时资本主义最恶劣的非理性主义。只要想一想马克思作为第一国际总书记写给亚伯拉罕林肯的信——祝贺他再次当选，因为这意味着奴隶制灭亡。

　　如果我们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当然会有某种看待唯物主义、辩证法、历史、理性和批判问题的一般方法，这种方法产生于这一传统，植根于工人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革命取向。正如保罗巴兰在《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一书中所说，现实与理性的对抗是实践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卢卡奇认为，哲学上的非理性主义是通过培养非理性的方式从思想上捍卫资产阶级社会，它为资产阶级制度提供了间接的辩护，同时也为极端反动、虚无主义和破坏性倾向提供了思想基础。卢卡奇所批判的那些非理性主义哲学体系在我们这个时代依然大行其道，这应该成为左派关注的核心问题，因为他们似乎无法用理性面对现实，也无法将理性与解放阶级的计划联系起来。毫无疑问，卢卡奇在《理性的毁灭》中关注的不是一般的非理性主义，而是那些被视为欧洲文化最高峰的非理性主义形式，它们不仅为资本主义的永久恐怖辩护，而且在许多方面鼓励灭绝主义的观点，这在马丁海德格尔纳粹时期的著作中，甚至在弗里德里希尼采的著作中都很明确。

　　丹尼尔图特：卢卡奇对当今左派反对非理性主义的论点感到沮丧的原因何在？例如，当今左派中许多人热衷于捍卫非理性主义思想，尤其是在后结构主义、左派海德格尔思想、吉尔斯德勒兹和费利克斯瓜塔里以及各种形式的尼采主义在现代学术界大行其道之后。有些人认为非理性主义思想为左派带来了一些好处。如果后现代主义被称为非理性主义，许多人似乎对这一指责不以为然，因为他们看到右派如何将后现代主义变成一种狗哨，用来贬低同性恋理论和其他少数派的斗争。我们该如何为卢卡奇对非理性主义的分析进行辩护，从而更加细致入微地关注这些动态呢？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们不妨看看卢卡奇《理性的毁灭》的后记（有时也称为跋），这本书曾让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感到愤怒，我们可以从中看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在1977年出版的《美学与政治》文集（收录了阿多诺、瓦尔特本雅明、恩斯特布洛赫、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和卢卡奇的著作）的结论中，对卢卡奇的谴责再明确不过，反映了当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立场。詹姆逊写道："即使是‘最顽固的卢卡奇辩护者’也不会‘否认’，在卢卡奇众多诋毁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中，‘《理性的毁灭》中令人发指的后记是最不值得恢复名誉的’。

　　为什么詹姆逊和其他许多人认为《理性的毁灭》后记无法平反？卢卡奇在朝鲜战争期间撰文认为，美帝国体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垄断资本主义的连续性，其方式代表了与非理性主义制度的不完全决裂（阿道夫希特勒的德国也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物）。在后记中，卢卡奇将詹姆斯伯纳姆（美国冷战时期的主要知识分子，他试图将垄断资本主义合法化，将其视为管理资本主义的一种新形式）、沃尔特李普曼（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和卡尔雅斯贝尔斯（对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激烈批评者），以及当时正在恢复名誉的海德格尔和卡尔施米特（这两位主要的非理性主义思想家都是希特勒的主要知识支持者之一）挑出来进行攻击。卢卡奇认为，这种新出现的非理性主义形式背后的基本前提是不可能退出这个体系（见他对雅斯贝尔斯的论述）。因此，在这种新的非理性主义中，历史终结的概念为美国统治下的新资本主义霸权的所有恐怖提供了理由。卢卡奇认为，非理性主义并没有完全被打败，而是在这些理由的基础上复活了，在这些理由中，通往未来的大门现在据说已经关闭。今天，即使是左派中卢卡奇最强硬的反对者也无法否认他的观点大体上是正确的。他在后记中对美国的描述与同时代的杜波依斯（W.E.B. Du Bois）如出一辙，后者毫不含糊地谴责了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种族主义、阶级统治和非理性主义。

　　卢卡奇关于理性毁灭的批判直接适用于当代的左翼哲学，当今部分左翼人士所表达的挫败感几乎与詹姆逊在20世纪70年代对卢卡奇《理性的毁灭》后记的反应如出一辙。詹姆逊显然是针对卢卡奇对海德格尔、施米特、雅斯贝尔斯和李普曼的尖锐批评以及对美国统治的严厉描述做出的反应。而且，鉴于詹姆逊对卢卡奇对海德格尔提出的指控大多感到震惊，即使在当时，这显然也引起了共鸣。今天，卢卡奇对海德格尔批判的实质内容与西方左派在证据面前被迫承认的内容相比，似乎几乎是温和的。事实上，卢卡奇在《理性的毁灭》中的全部批判，包括后记，正如梅扎罗斯所说，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只是在成书后的七十年里才变得更加有力。

　　事实是，仍以左翼自居的西方学者们并没有按照理性和工人阶级的物质利益的要求，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直接挑战资本主义，而是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试图借鉴右翼的非理性主义传统来批判现代性和人文主义。87i'k我们只要想一想，当海德格尔一直拒绝否认的纳粹著作应他本人的要求在《海德格尔文集》中相继面世时，西方左派是多么震惊，甚至在某些地方进行了修改，重新写入了被编辑删掉的他的全部灭绝主义观点，这表明这种灭绝主义观点与他的整个哲学是多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海德格尔的黑色笔记出版后，海德格尔的思想仍未被抛弃，这表明当今学术界对哲学非理性主义的支持力度之大。相反，鉴于拒绝他的思想会对几代所谓左派思想家（他们基本上以他的著作而非整个黑格尔-马克思主义传统为根本基础）产生的影响，人们正在做出新的努力，再次恢复他的思想。

　　有人认为，西方左派在正视渗透到其思想中的非理性主义时，会因此在LGBT、种族或性别问题上有可能成为右派的猎物，我不以为然。选择黑格尔和马克思，而不是尼采和海德格尔，很难让右派得逞。马克思主义左派与阶级斗争和反帝斗争相结合，反对种族主义以及反对厌恶女性、同性恋、变性人和其他一切形式歧视的斗争一直都是最有力的。当卢卡奇在《理性的毁灭》后记中抨击美国帝国主义时，他并没有像当时欧洲左派的许多人一样忽视种族问题。相反，他特别指出了美国权力结构所依赖的私刑制度。

　　当然，右派并不会真正反对间接地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煽动哲学上的非理性主义的左派，因为其在许多方面与非理性的右派本身相辅相成。左派如果依赖种族主义、厌恶女性以及反对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人物（如阿瑟叔本华、尼采、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海德格尔和施米特），并将其内在逻辑视为反人道主义，同时淡化帝国主义的威胁，自然会落入反动派的陷阱，与世界各地真正激进的革命斗争失去联系。

　　丹尼尔图特：我想知道卢卡奇的研究对知识分子的责任有何启示。如果正如卢卡奇似乎认为的那样，思想从来都不是无辜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一现实？《理性的毁灭》对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使命有何启示？卢卡奇在这部著作中是否隐含着伦理主张？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卢卡奇于1948年开始撰写《理性的毁灭》，当时他正在撰写《论知识分子的责任》，这是他的论点的先驱。在这里，他提出了法国左派已经显现的倾向问题，即把前法西斯的海德格尔的坦率虚无主义与当今的问题结合起来，从而把犬儒主义变成虚伪。卢卡奇坚持认为，西方知识界正处于一个转折点。知识分子要么选择成为‘无助的受害者，野蛮反动的无助帮手’，要么选择成为‘世界历史进步转折的开路先锋和捍卫者’。

　　因此，《理性的毁灭》的全部内容都是关于知识分子坚持批判理性(而不是非理性主义)的责任，其中包含着强烈的伦理要求。卢卡奇在结论中隐晦地提出了这一问题，他说：我们不一定非得是社会主义者，才会意识到问题（非理性主义的增长）的紧迫性，并采取有力的立场来寻找解决办法。早在二十年代，托马斯曼就写道：我说过，德国的情况只会越来越好，只有当马克思读完弗里德里希霍尔德林的著作后，德国才能站稳脚跟——顺便说一句，这种相遇已经开始发生了。对卢卡奇来说，这里真正的重点不是马克思与荷尔德林（德国文化两极的象征）的关系，而是马克思与曼的关系，因为按照卢卡奇自己的说法，马克思代表了社会主义理性的顶峰，而曼代表了自觉的资产阶级理性的顶峰——两者都与非理性主义相对立。

　　我于2021年11月为《Ezmélet》撰写了一篇关于卢卡奇伦理学的文章，其英文版于2022年2月发表在《每月评论》上。从俄国十月革命一开始，伦理学问题就困扰着卢卡奇，这导致他在《战术与伦理学》（1919年）中阐述了他参加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基本伦理学理由（反驳了他之前的观点）。他在书中写道：个人的良知和责任感，面临着这样一个假设，我们必须把自己的作为或不作为看作是改变世界命运的关键。在这里，他强调的是自我与自我性之间的关系，即一个人的理性和伦理是以个体自我为指导，还是以人类的普遍利益（自我性）为指导。他在《美学》中写道，伦理学是今世性（this-worldliness）与他世性（other-worldliness）之间根本性的、决定性的斗争的关键领域，是人类特殊性的真正超越/保留转变的关键领域。 辩证理性本身就指出，每个人的社会发展都必须体现更高的伦理。

　　面对我们时代的非理性主义和灭绝主义，知识分子的首要责任是积极反对对理性的破坏，这种破坏将批判性的辩证法思想与构成历史未来的以阶级为基础的包容性革命实践割裂开来。过去，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经常指责左翼的妥协倾向是从阶级的退却或对解放计划的放弃。今天，当人类的生死存亡岌岌可危时，我们必须认识到，这场全面斗争的一个关键性、战略性部分就是捍卫现实与理性的对抗这一进程，而非理性主义对左翼的渗透使这一进程受到质疑。这就需要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所说的对不可能的革命的承诺。

　　丹尼尔图特：你在《新非理性主义》一文的结尾引用了巴兰的话，他曾说我们必须运用理性来建立一个阶级（或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力量）的物质利益和需求与……理性对现有非理性的批判的认同。我认为这是一个令人信服的论点，但我想知道您对美国阶级斗争的前景有何看法。卢卡奇可能会为美国甚至欧洲左派提供哪些实用的经验教训，以帮助他们应对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的新时代？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巴兰1910年出生于沙皇俄国的乌克兰尼古拉耶夫。他曾在莫斯科普列汉诺夫经济学院和柏林大学接受经济学培训。他持波兰护照进入美国，在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二战期间在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的领导下为战略轰炸调查组工作，然后成为斯坦福大学的终身经济学教授，最终因捍卫古巴而受到麦卡锡主义的攻击。他是《每月评论》的核心人物。20世纪30年代初，他曾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担任弗里德里希波洛克的助手。因此，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批判理性的主题充斥着他的思想。他是著名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1957年）的作者，该书是战后马克思主义依附和帝国主义理论的奠基之作。后来，他与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共同撰写了《垄断资本》一书，该书于巴兰去世两年后的1966年出版。

　　我在《新非理性主义》一书中引用了巴兰写给斯威齐的信，他在信中指出，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核心是将辩证批判理性与阶级运动的物质利益相结合。因此，在资本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对理性的攻击在许多方面与对工人阶级现实本身的攻击一样有效。对巴兰来说，知识分子的非理性主义更容易成为反对工人阶级和第三世界人民的武器，因为它反映了垄断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基本非理性主义。《垄断资本》最后一章的标题是非理性体系，这绝非偶然。

　　巴兰首先是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的批判者。在巴兰和斯威齐看来，20世纪晚期的革命主要局限于资本主义体系外围对帝国主义的大规模反抗，以及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运动，包括那些采取强有力的反帝国主义和阶级政治的种族被压迫者运动。现实情况是，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白人工人阶级的很大一部分人已经适应了美国主导的帝国秩序。这种态势一直持续到今天，迁就帝国主义世界秩序一直是大部分所谓西方左派的特点，阻碍了任何革命立场的形成。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在2000年出版的《帝国》一书被认为是过去几十年来较为成功的左翼研究之一，但它的成名与《纽约时报》、《时代周刊》和《外交事务》（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出版物，被称为帝国主义智囊团）等主流媒体宣称的帝国主义已经结束的方式有很大关系。由于未能认同世界上那些正在发生革命的地区，选择与帝国主义和解并停止与垄断资本主义的战争，知识界的左派大多转向了单纯的辨证分析。在这里，非理性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成为主导模式，而后的提法并不意味着超越尼采式的拒绝。

　　尽管如此，目前在欧洲、北美以及全球南方，阶级斗争再次愈演愈烈。当我在2023年2月初写这篇文章时，英国和欧洲其他地区已经出现了大规模的罢工浪潮。近一百万法国人，主要是工人阶级，正在与法国政府和警察对抗，抗议将资本主义紧缩政策扩大到养老金，提高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在美国，工会运动正在从低谷中复苏。

　　鉴于地球生态危机、不断升级的战争、停滞和金融化以及世界范围内财富和权力的日益两极化，目前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结构中绝对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认为是稳定的。我们正处于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各种所谓的后哲学很可能会消退，因为工人阶级将再次寻求颠覆这个异化的、非理性的世界。在我们这个时代，左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责任在全球范围内开展革命斗争，以创造一个实质平等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即二十一世纪的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