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再说一下,我不能说我的观点就一定对,但我认为这种探索起码很有趣,至少弥补了之前史观里的诸多缺陷,也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价值。
个人感觉,现在舆论界撕裂较大。看官媒内容,形势还是一片大好,除了生育率之外的各项指标稳步增长。在网络上,不少声音认为现状不是很乐观,很多行业现在都不容易,钱难赚;不少人很丧。这种差异形成的根源颇为复杂。这段时间翻看汉朝历史时,颇有所感。
我把关于大将军卫青所产生的思索写下了,大家共同探讨。
从现代视角看,作为大汉帝国巅峰时期的帝国双璧之一,卫青人品正直有担当。他的人生非常传奇,以马奴身份开局,一步一步往上走,最终走上了人生巅峰。
论军事才华,卫青堪称顶级名将。更为难得的是,卫青的所有战功都来自对外战争。
在卫青崛起之前,汉帝国对匈奴和亲纳贡,虽有韬光养晦、修生养息的战略需要,但日子过得也挺憋屈。
在卫青死去之后,汉帝国对匈奴的战争,又变得非常艰难,经常遭遇大败。
正是卫青成就了汉武帝时期的辉煌。汉武帝时代又是整个汉帝国的巅峰,汉帝国的巅峰又是整个农耕文明的巅峰。可以说卫青就是农耕文明巅峰时期的明珠。
简而言之,卫青的人品、才华、战绩都非常值得称赞。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卫青的争议非常大。先是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卫青和霍去病的评价很情绪化。
这里先说一下,我个人钦佩卫青,也很钦佩司马迁。他们都是各自领域的顶级巨星。司马迁不仅是一位历史学家,而且开创了平面史观,奠定了整个史学叙事的基础。
按照立体史观大周期律的逻辑,每一个文明周期走向巅峰的标志之一,便是史观的形成。
奴隶文明周期成熟的标志,是宗教史观的形成。大家可以参考各种宗教典籍。
农耕文明周期成熟的标志,便是平面史观的形成。这是司马迁的主要功绩,后来的二十四史都是按照司马迁的路在前进。
在工业文明周期内,宗教史观与平面史观都暴露出了很多缺陷。我个人认为,中国现在现阶段难题之一,就是需要一种更加符合工业文明体系的新史观,弥补之前史观缺陷的同时,给所有人思索历史和现实时提供一个评判依据。
司马迁对卫霍的评价让很多人意难平,原因有两个:
其一,司马迁在《佞幸列传》中提到了卫霍,这很容易让造成误解。
其二,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卫霍的评述远不及对李广用心。当然李广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将军,但在汉匈战争中远不如卫霍作用大。
有人分析说,司马迁对卫青看低,是因为卫青出身低,而李广是世家出身。那个时代,大家喜欢世家出身的李广,不喜欢出身低微的卫青。这个观点也有一定的道理。众所周知,帝国时代,底层人很难跨越阶层。尤其是隋唐之前,连科举制都没有,上层社会抱团取暖,社会底层向上的渠道有限,底层要建功立业就更难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只有乱世与特殊的时代,底层人才能获得向上的空间。
所谓乱世,这个好理解,就是大洗牌,暂且不提。
什么叫特殊的时代?按照立体史观大周期律的逻辑,就是涉及到体制与文明周期更迭的时间段。比方说秦崛起的过程中,能够最终统一天下,源自于把耕战制度作为基本战略。这种制度以军功论英雄,而不是以阶级论英雄。哪怕是底层人,只要能上阵杀敌,建立军功,就能完成跨越阶层。
秦汉之交的楚汉之争,项羽似乎占尽优势,但最终败给刘邦。这个事的原因,在历史上已经探讨了千百年。但是按照立体史观大周期律的逻辑:项羽还是想回到夏商周的分封制,那种制度没有贫民阶层的上升空间。所以在那种思维导向下,韩信、陈平那种出身不太好的人,在项羽身边得不到重用,只好到刘邦那里发光发热。
刘邦出身基层,陪他打天下的老兄弟也都是基层出身。他不仅可以轻而易举地接受一大批出身低微之人,还能轻而易举地接受秦制,即以农耕文明为根基的中央集权制取代夏商周的分封制。所以项羽成了历史的炮灰。
刘邦建立的汉帝国,也在老刘家几代人的努力下,达到巅峰。汉朝从诞生之初,就有从基层选人的基因。汉武帝看上卫青,本质上就是汉帝国那种从基层选人的基因的延续,跟刘邦使用韩信的基本逻辑一致。
然而不幸的是,随着汉帝国的发展,形成了新的权贵(地主阶层)。他们垄断资源、抱团取暖,逐渐关闭了底层上升的空间。汉武帝时代,为了拉拢新权贵阶层,又搞起了举孝廉(就是新权贵向政府推荐人才),让世家大族更容易形成盘根错节的势力。卫青这种以军功走上来的少数派,成了另类。司马迁在那种社会氛围下,情绪上很容易偏向于世家出身的李广,看不清卫青的价值。
然而纵观历史进程,看不清卫青价值的大有人在。对卫青非议最狠的名人是北宋大文豪苏轼。上下几千年,就诗、词、书、画、文综合造诣来说,能和苏轼比肩的并不多。大凡读过几年书,基本上都读过他的文章或诗词。文学成就看,苏轼堪称百年一遇的大才子。
然而这样一个旷世文豪在《东坡志林》中写道:汉武帝无道,无足观者,惟踞厕见卫青,不冠不见汲长孺,为可佳耳。若青,奴才,雅宜舐痔,踞厕见之,正其宜也。这段话因为有些不堪,就不翻译了;大体上就是把汉武帝和卫青狠狠地贬损了一番。
说汉武帝无道,倒还容易理解。虽然从宏观层面看,汉武帝开疆扩土,雄才大略;但确实也造成了当时百姓不堪重负的局面,导致人口锐减。但是把卫青贬损成那个样子,就说不过去了。毕竟卫青人品没问题,为国家取得了那么多功绩,而且打的还是外国人。
按道理苏轼并非是一个没见识的人,豪放派诗词写得难逢敌手。他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把战争想象得诗情画意,对周瑜神往不已。按理说,卫青的军事水平、人格魅力、战功均远胜周瑜,苏轼为啥不待见卫青呢?
要说答案,那只能是,苏东坡是一个了不起的文学家,却是一个蹩脚而幼稚的政客。比方说他反对王安石变法的理由,就是典型的政客思维。
苏轼所处的北宋,正受到辽和西夏的威胁(苏轼死后仅20多年,便发生了靖康之耻),按道理需要卫青这样的军人。
但是宋,是一个容不下顶级名将的朝代,原因有两个:
一,赵匡胤开国是靠陈桥驿兵变,夺了孤儿寡母的天下。从那以后,老赵家就担心别人借鉴宋太祖的成功经验,不相信将领。国家没有统一的情况下,就玩杯酒释兵权。
二,因为唐亡于军阀割据。宋赵统治者决心以文制武,把文官集团的地位抬到空前的高度,武将地位空前低下。
宋的一系列战略决策的好处,是推动了宋朝的文化繁荣,苏轼就是宋朝文化的代言人之一。坏处就是阉割了主体民族的尚武精神(一千多年之后,那个读透了二十四史的巨人喊出枪杆子出政权,总算让主体民族恢复了部分血性),明明繁荣似锦的宋,却写满了屈辱。
那种氛围下的苏东坡,说扩土开疆的汉武帝无道,其实是变相拍沉醉于文艺的北宋皇帝的马屁;贬损北击匈奴的卫青,本质上是颂扬北宋的苟安政策。这种思路,用我们现代人的眼光看觉得不可思议,在苏轼所处的北宋,却是一种政治正确。大文豪苏轼曲意逢迎那种政治正确,表示他还想在个人仕途上谋求更高的职位。当然也不能说苏轼人品差,他的诗词文章都是一流,在杭州主政时也能顶着压力修筑苏堤那样的惠民工程。只能说,苏东坡和李白一样,是天才文学家,并不具备成为政治家的素质,即便想经营仕途、也只是幼稚政客的水平而已。
翻一翻史料,诸如卫青引发争议的事件,非常多。这里不再更多举例。然而从司马迁和苏轼对卫青的认知,可以看出几点:
1、即便如司马迁和苏轼那样的精英,认知也有盲区。他们在某些事情上也会被情绪和立场左右,无法做出准确判断。普通人在这个问题上更容易被情绪和立场左右。大家可以看看现在的舆论界,任何一个问题都会有截然不同的多种声音。这种杂乱的状态,导致思想层面的混乱,并最终引发更多人认知上的偏差。
2、教科书对中国历史的描述方式可以概括为三个字:挑重点。讲司马迁时,就讲他的《史记》价值。讲卫青时,就讲他的军事才华。讲苏轼时,就讲他的文学才华,讲得都非常正面。而诸如司马迁或苏轼无法正确认知卫青价值这个问题,则回避了。但是回避了这个问题之后,却造成了诸多思想上的混乱。现实中,司马迁的粉丝,会认为司马迁秉笔直书。苏轼的粉丝,会认为苏轼悲天怜人。卫青的粉丝会认为,司马迁与苏轼都是书生误国。
3、历史虽然是往事,但会影响现实。现代人掌握的历史和现实知识,远多于古人。那么现代人如何尽可能地在混乱的声音中,做出正确的判断?我本人曾经被这个问题长期困扰,但是后来我明白了,想要对历史与现实中的诸多问题做出尽可能准确的判断,前提是需要一个逻辑思维上的工具。历史与现实的演变,本质上是思维方式的转变。
就我本人来说,我的思维工具,就是我自己领悟出来的立体史观大周期律。我个人认为,这个思维工具,可以解释宗教史观与平面史观的诸多争论。我尝试着用这个思路对很多问题进行重新解构,写下了《民国梦与民国》系列、美国史《帝国齿轮》上下册、欧洲史《大国博弈六百年》等(《不被理解的毛泽东》系列,是我在领悟立体史观之前写的;就是在写《不被理解的毛泽东》时,吃了很多查资料的苦头)。
立体史观和之前的平面史观与宗教史观的区别:
宗教史观和平面史观注重于历史资料的记录,最终形成一个堆积如山、浩如烟海的资料库,让很多人望而生畏或云山雾罩。
立体史观注重于通过分析史料寻找历史的规律和现实的趋势,然后再用规律重新解构现实和历史,可以降低获取知识的门槛。
在宗教史观和平面史观中,有中国史或外国史之分,有东方史或西方史之分。
在立体史观中,只有权力更迭的规律、体制演变的规律、文明螺旋前进的规律,再也没有了中国史与外国史或东方史与西方史之分,大家都在同一个逻辑体系中。立体史观的大周期律逻辑,不仅可以分析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迭,也可以解释近现代历史上的诸多难题。同样美国、欧洲、俄罗斯、印度等国的历史,也和中国历史一样遵循立体史观的大周期律逻辑运转。这里再说一下,我不能说我的观点就一定对,但我认为这种探索起码很有趣,至少弥补了之前史观里的诸多缺陷,也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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