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勉励中国学生，他曾题写：“自尊向上，不进则退。”
美国时间8月4日凌晨2时33分，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逝世，享年97周岁。
作为一代物理学大师，他的生平可以从他年轻时说起。
1945年8月12日，也就是日本长崎核爆后的72小时，美国政府发表了《史迈斯报告》，即《原子能的军事用途：美国政府发展原子弹之官方报告》，令当时的国民党高层大为震撼。
年底，彼时三位在西南联大任教且曾留美的学者——数学家华罗庚、物理学家吴大猷与化学家曾昭抡，突然被时任国民党总参谋长陈诚紧急叫往重庆会面。
这场会面敲定了“种子计划”，用美国退给中国的庚子赔款资助，由三位学者各选两名可塑之才赴美学习基础科学。而这项隐秘又下血本的行动目的，是让中国研究出自己的原子弹。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吴大猷推荐的名单中，有一个本科都没念完的大二学生。
吴大猷后来回忆道：“1945年的春天，忽然有一个胖胖的、十几岁的孩子来找我，拿了一封介绍信，信是1931年我初到密歇根大学遇见的梁大鹏兄写的。他介绍来见我的孩子叫李政道，原在宜山浙江大学，读过一年级……”
当时，没有几个人看好这个吴大猷极力推荐的胖小子，甚至不敢想，他日后能闯出怎样的一片天地。
1957年，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图源：诺奖官网）
求学路漫漫
1926年11月，当北伐战争刚刚在上海掀起工人武装起义时，家中排行老三的李政道在一个上海名门望族中出生。
李政道的曾祖父，是苏州大学的前身、苏州博习书院创建人之一。父亲李骏康毕业于金陵大学农化系，母亲张明璋也是当时中国少有的受教育女性。
据李政道回忆，父亲对儿女们要求严格，而且非常注重道德伦理教育，不仅要求他们立雄心大志，还要爱国、有正义感、有同情心。
年仅4岁就学会了心算的李政道，毫无疑问是个天才。家学的耳濡目染下，李政道还自小读书成癖。据称只要看见书，他便总是忘了吃饭、刷牙和洗脸，也因此被全家送了个绰号“三糊涂”。
1947年，李政道（左）、杨振宁（中）和朱光亚（右）于密歇根大学所在的安娜堡留影。（图源：社交媒体）
1937年抗战打响后，日本占领了上海。李家几经波折才将宏道、崇道和政道兄弟三人，从上海的东吴大学附属中学，转去了江西联合中学读书。
那时的李政道，就展现出对理科的极高天赋和理解力。高二时，他一边读书，一边兼任低年级学生的代课老师，教授数学和物理两门课。
虽然受到战争的影响，李政道没能拿到中学文凭，但他还是在17岁时直接报考了浙江大学物理系，并顺利得到录取。
那时，浙大的原址已经被日军占领，不得不迁址到贵州遵义的湄潭显，教学条件极其简陋。李政道和同学们只能去茶馆看书，在破庙里做物理学实验。
随着日军的炮声日益逼近，许多师生不辞而别，学校形同解体，李政道也被迫离开。经人推荐，他前往设在云南昆明的西南联大继续求学。
吴大猷回忆称，那时李政道学习异常刻苦，“每日来我处，要我给他更多的阅读物和习题，求知心切真到了奇怪的程度”。
后来，“种子计划”启动，要去英国参会的吴大猷在临行前叮嘱李政道，到美国后有什么问题可以找一名叫杨振宁的师兄。这人年长李政道四岁，而且在芝加哥大学已经是人尽皆知的物理学天才。
志在鸿鹄
1946年夏天，在华罗庚的带队下，李政道从上海乘船前往旧金山，并搭火车前往芝加哥。
李政道本来申请了密歇根大学，但当他得知芝加哥大学有当时世界最著名的物理系，而且还会有师兄照应时，他改变了想法。
当时，执行“曼哈顿计划”并研制出原子弹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试验室中，第一任主任奥本海默已经不在大学任教，难以找到机会接触。但副主任费米，这位世界上第一座可控原子核裂变链式反应堆的建造者，则恰好在芝加哥大学开设了课程。
天赋异禀的李政道在芝大的教育体系下如鱼得水，仅用了4年便完成的了博士学位，还被费米挑中成了他的门生。
1950年，24岁的李政道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白矮星的含氢量》的答辩，以当年芝加哥大学博士论文第一的成绩拿到了奖学金。
李政道（图源：诺奖委员会官网）
当时的芝加哥大学校长在授予李政道博士学位证书时表示，“这位青年学者的成就，证明在凝结了人类最高智慧的领域中，东方人和西方人具有完全相同的创造能力”。
大洋彼岸，新中国已经成立，李政道不再需要为“种子计划”负责，索性继续自己的访学。
最终，在杨振宁的引荐下，李政道进入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与他做同事、邻居。
时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奥本海默曾回忆称，他最喜欢看到的景象，就是杨、李二人在普林斯顿的草坪上一边散步一边在争论着什么。
他们之间大多数的交流和争论是用中文进行的，同事们最多能听懂一句“oh I see（我明白了）”。至于杨、李二人用手在空中比划、计算着什么，则只有他们两人才知道。
1947年，在芝大攻读神经科学的凌宁（左）、攻读物理学的李政道（中）和杨振宁出发游历美国西部前留影，背景是他们合买的二手车。（图源：《大师巨匠》）
两名来自中国的物理学巨匠，最终凭着那个年代留美华人的一股冲劲，质疑了当时物理学界一向深信不疑的宇称守恒定律，还请了同为华人的实验物理学家吴健雄来验证他们的猜想。10个月后，实验数据表明，他们的猜想是对的。
1956年，杨、李二人合作写的一篇论文，引发了物理学界在基础概念上的一次革命。
著名物理学家费曼曾评价道，“质疑这一理论，要么是极聪明，要么就是极蠢。”
但事实证明了这一理论革命的成功，诺贝尔物理学奖也以历史上最快的速度，在发表论文的12个月后就颁发给了这两名华人。
那一年，李政道31岁。
杨、李二人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相拥而泣，并分别写信感谢恩师吴大猷。
厚泽故土
大众记忆中的李政道，似乎总离不开与杨振宁的“决裂”。
有关两人论文署名、功过恩怨的坊间讨论，在20世纪80年代甚嚣尘上。当时，中国正积极建设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两人因观点相反而翻出旧账。
但在那之前，李政道已经做了一件流芳后世的创举。
1971年4月10日，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抵达北京，成为自1949年以来第一批获准进入中国境内的美国人。
随后，“小球转动大球”，中美关系开始解冻。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李政道于1972年回到了阔别26年的故土。他好奇地打量着这个崭新国家的一切，并携带了一封美中科学交流委员会的信件，交给时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郭沫若。
由于邦交关系的紧张，自1949年开始，李政道就再也没能在美国看到中国的留学生。他回国的一大目标，就是为了推动留学项目重启。
李政道的愿望最终在1979年正式实现。那一年中美正式恢复外交关系，他主持的CUSPEA（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计划）可以让中国的物理学人才，无需通过语言考试，在专业能力达标后直接申请美国名校。
李政道（图源：《大师巨匠》）
李政道向当时的政府高层保证，会把这些精英都培养成才。
他先是说服了哥大校董会，出了一套难度足以证明学生能在哥大物理系读研的考卷，拿回国给中国学生做，再让哥大物理系打分。一旦通过资格开始，哥大将发给这些同学全额奖学金。试点成功后，李政道又凭借自己的声望，用了十年时间把这个计划推广到了全美53所大学。
在李政道的哥大同僚、同为诺奖得主的“上帝粒子之父”莱德曼口中，李政道在哥大校内被尊称为T.D.先生（其名字的首字母缩写），而且是出了名的孤傲学者。李政道挑选博士生的条件也极为严苛，以至于有学生觉得他“令人敬畏，以自我为中心，极端认真”。
但对待中国留学生，李政道的宏博与仁厚，是他的美国同僚们无法想象的。
在CUSPEA计划实施的十年里，共有1000名中国精英通过这一计划取得了美国名校的物理学博士。李政道夫妇为他们亲笔撰写了200多封推荐信，一共给他们争取了近1亿美元的奖学金。
1998年，李政道将其毕生积蓄的30万美元，以他和已故夫人秦惠䇹的名义设立了“中国大学生科研辅助基金”，以资助大学生从事科研辅助工作。
为了勉励中国学生，他曾题写：“自尊向上，不进则退。”
如今，在北京石景山区的玉泉路19号，中国高能物理研究所门口的小广场上，立着一尊颇具艺术感的雕像。那是李政道提出创意，并请艺术家设计的雕塑“物之道”。
雕塑的基座上，刻着李政道写的一段文字：“道生物，物生道，道为物之行，物为道之成，天地之艺物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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